如果你覺得《Whatever Works》(活地亞倫新片) 從美國南方而來的鄉下妹智力低,那麼,你只是不懂得蚊跟牛的愛情而已:影片中男女主角在社會地位上、智慧上的懸殊,跟他們肯打開自己心窗的寬容程度成反比,面對一個幾乎得諾貝爾獎的量子力學天才物理學家面前,試問一個尋常人家的年輕女子,除了崇拜他、模仿他,還可以做什麼呢?尤其是對女人,愛材實在也是一種產生愛情的原因啊。
情人的眼裡,天才的嚴重厭世、離群都不是一回事,神經質變成可愛,乞人憎只是因為他看透了人間的醜惡,終日疑神疑鬼、提防別人是因為他比常人的觸角都靈敏,她看見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卑鄙小人僅餘的一點溫情,墮入愛河……,我莞爾。
故事的諷刺之處正是,就算後來,一位英俊不凡的歐洲名男演員追求已為人妻的她時,竟因聽見她能把人間世事解釋得透徹,而為其內在美醉倒、拜倒其石榴裙下……,事實卻原來是,她受過天才丈夫的教導,出口成文,管它懂不懂的,先把丈夫的警世恆言先背誦出來再算。 ──她的成長、她的知識、她的智慧,全都是她像蚊一樣,用自己的靈魂和肉身,從另一個無論智慧、能力都強得像牛一樣的男人身上得來的。
人生就是那麼荒謬,她是用他的模子烘出來的曲其餅。每一個曾經傾慕於天才男人的女人,身後都背負著和故事中的鄉下妹一樣、同一種光榮和羞恥吧?
本星期二八時,在《大觀園》與大家分享《Whatever Works》:蚊與牛的愛情。
I blog therefore I remember
Aubrey Tang is an arts and culture radio show host of KMRB serving Cantonese audienc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Her show time: every Tuesday 8-9PM on AM1430.
Sunday, July 5, 2009
蚊與牛的愛情
Monday, June 8, 2009
趙紫陽回憶錄網上閱讀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被秘密運出海外,並結集出版。六四發生二十年以後,終於讀到他的自述。
聽錄音片段:http://www.nytimes.com/2009/05/15/world/asia/15zhao-transcript.html
Update: 趙紫陽 「改革歷程」電子書版下載:
45M PDF 繁中: http://tinyurl.com/pzoves
160M PDF 繁中: https://www.box.net/shared/qdlhcpdz3h 或 http://www.damipan.com/file/1ch5KcN.html 或 http://sharenload.com/js0fsattrana/zzy.p
在線閱讀 簡中: http://tinyurl.com/o3vb6y
什麼都 download 不到問柯比要!
Sunday, May 31, 2009
Monday, May 18, 2009
為沙葉新與中國網民喝啋
很多人說,我們華人沒有 Saturday Night Live,沒有 Will Ferrell ,沒有 David Letterman ,不能上電視扮胡主席搞笑,比不上西方的政治文化幽默,西方人明明滿肚子不滿時,最少還可以苦中作樂,黑色幽默......,我不同意,﹣﹣看看圖中的“萌萌”和“雷雷”就知道,﹣﹣實在愛死了中國網民的創意,牠們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因為意思太粗濁,在這裡解釋會"出唔到街",但柯比同意牠們充份表現出中國人民在有限的空間裡,仍會創意無限地跟權力開玩笑的幽默感,讀到大陸禁書老薑沙葉新的演講,不禁拍大腿叫好,不只是作家,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挺直腰板,不為討好誰,不埋堆,不賣誰的賬。
不清楚“萌萌”和“雷雷”這種"動物"的讀者可參看 NY Times 報導: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轉貼自沙葉新博客專欄) 不為權力寫作
——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
2009年5月2日於北京 沙葉新
各位前輩、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們好!感謝大家給我這樣的榮譽、這樣的機會,站在這樣的講台上,來和大家見面、聊天。謝謝,真誠的謝謝!
蘇州有個德源文化研究所,是個民間機構,上個月4月11號舉行學術年會,請了這個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導師前來演講,其中有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章詒和先生,在講台上,她甫一站定,便環視台下,問道:“下面有臥底的嗎?”嘩,此言即出,全場啞然。先聲奪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這裡,相信台下沒有臥底的。我多次說過,我天下無敵,普天之下我無敵人,來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臥底,也不怕告密。
章詒和問過有沒有“臥底的”之后,就舉起手中的講稿說:“我所有的演講都有講稿,白紙黑字,如果要現場查我,我就以講稿為據,但我出門就不認帳!”
我不像章詒和,沒有講稿,隻有腹稿,全在肚子裡。如果查我呢?我隻好剖腹產。
其實我肚子裡什麼都沒有,沒腹稿,沒文章。有的倒是一顆不改的痴心、一腔滾燙的熱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腸子,外加滿肚子的不合時宜。
我今天要講的話題是:不為權力寫作。
為什麼要寫作?寫作的目的又是什麼?因人而異,無奇不有。有人為名,有人為利,有人為了賺錢,有人為了升官。有人把寫作當作一種習慣,有人把寫作視為一種樂趣;還有人說他年輕時寫作為了泡妞,中年是為了提級,老年是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寫作看作是一種生理需要,就如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愛了就上床;寫欲如同性欲。
職業作家們呢?王朔寫作是為了心理治療,王小波是為了追求智慧,劉震雲寫作是為了以文會友。
毛澤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同志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他還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他又說:“要使文藝……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毛澤東首先認為文學藝術是分階級的,有資產階級的,有無產階級的,他們是敵對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寫作目的呢?是為了教育人民消滅敵人!
古今中外,有哪個帝王、哪個君主、哪個總統、哪個元首,敢像毛澤東主席這樣公開宣稱文藝的作用、文藝的目的是消滅敵人!
什麼是消滅敵人?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殺掉被認為是與你為敵的人!
不但要消滅戰場上的敵人,消滅敵對陣營中的敵人,還要消滅自己隊伍中甚至消滅自己文藝隊伍中的“敵人”。隻要你的言論,你的作品,你的文藝觀念,你的寫作目的,不符合毛澤東的文藝路線、不符合黨的文藝方針,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文藝政策,也會把你當作敵人,也會讓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殺。延安的王實味不就是這麼殺了嗎?1949年之后,歷次政治運動,都以文化界為對象,反胡風,涉案幾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藝術家,死了多少人?“文革”當中,僅以反對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歪曲革命樣板戲這樣莫須有的罪名,就槍斃不少人。當時全國各地的劇團、電影廠、文聯、作協自殺的又有多少人!為什麼?就認為你的文藝觀念是資產階級的,你的寫作目的是反動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愛、平等的文藝百花園林之中,會像在中國這樣充滿暴力、充滿血腥,充滿屠殺呢?園林變成了刑場!
鄧拓有兩句詩:“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我為什麼寫作?起先目的很“純正”,很“崇高”。我受中國古代傳統文藝觀的影響。曹丕的《典論·論文》上的一段話,我至今不忘:“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寫作干嗎?為了“經國”,就是治理國家,而對作家本身來說,就是為了聲名傳之於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國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當然也要立言,就是這個道理。
后來,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為政治服務,為革命寫作。因此寫了個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邊疆新苗》,還參加寫作歌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話劇《農奴戟》。1976年下半年吧,我甚至還參加寫過攻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的戲,雖然我極不願意,是分配的任務,但我畢竟參與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謂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幫閑甚至是幫凶之作。
現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實那時我已經不“少”了,20多歲了,快步入中年了。
雖然“悔其少作”,但還沒有“悔之已晚”,還沒有“悔之莫及”;還不“晚”,還可“及”,這是因為正當我悔之當初,就欣逢三中全會,讓我脫胎換骨。那時國外各種文藝思潮、各種文藝流派,紛至沓來,相繼涌入洞開的國門,什麼超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英國的荒誕劇,法國的新小說,加繆、卡夫卡,喬伊斯,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樹……五光十色,令人驚艷!中國也相繼出現了朦朧詩、裸體畫、小劇場,惡搞片,還有“超級女聲”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寫作。前年還誕生了梨花體詩,去年又出現了“山寨春晚”。爭奇斗艷,炫目刺眼。今年更轟動,爆出了“草泥馬之歌”:
在那荒茫美麗的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馬。
他們活潑又聰明,
他們調皮又靈敏,
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草泥馬戈壁,
他們頑強,克服艱苦環境。
噢,臥槽的草泥馬!
噢,狂槽的草泥馬!
他們為了臥草不被吃掉,
打敗了河蟹,河蟹從此消失,
草泥馬戈壁。
用的都是諧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見怪!但這不是我寫的,我無此大才。
但我對這一切都很理解,並不排斥,甚至還支持,為什麼?因為所有這一切的主義、流派、思潮、表現,這些詩歌、戲劇、舞蹈、視頻和“草泥馬”,都是對權力的蔑視,對權力的嘲弄,對權力的挑戰,都是對權力的解構;使得權力者不安,使得權力者無奈,使得權力者惶恐,使得權力者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現,才使得“央視春晚”以及一些權力機構、權力官員,甚至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等准權力者都如臨大敵,加以阻止。
當然我說的權力,是指極權。
極權或者極權主義最早出現於1925年,它強調的是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獨自裁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專制獨裁。極權主義的政府不僅要控制國家所有的政治事務和經濟活動,還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來說,極權主義有三類:有種權主義,或者叫種族主義,比如南非共和國;有神權主義,比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黨權主義,比如已經完蛋的納粹德國和現如今還在世襲著的金氏政權。 1994年南非共和國經過民族和解終於放棄了種權主義,可喜可賀。如今世界上隻有極個別的國家,還殘存著神權主義和黨權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
中國屬於哪一種呢?有人說中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又有人說中國是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有人說中國是這兩種主義的混合體。這是從經濟形態來分析的。我也早就這麼分析過,寫在了很早的文章裡。
如果從政治形態來分析,從權力結構來分析,有人說中國是共和國,有人說中國是極權國。
我現在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變化、正在轉型的國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是從30多年以前的以“文革”為登峰造極的極權社會在轉向改革開放之后的后極權社會。但我喜歡把如今一直還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當代中國稱之為前民主主義的政權,這不但好聽一點,同時也表達了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為我們生活在經濟已經逐步開放的年代,也正因為我們的時代正在蹣跚前進,變化得已經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極權社會,而是鬆動的后極權社會,或者如我所說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會,所以我們才有可能進行有限制的自我選擇,才有可能部分地調整了文藝觀念,每個人也才有可能改變了自己的寫作目的。但不論我們現在的寫作目的有什麼不同,我相信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為政治集團、為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不再為權力而寫作了。
為什麼呢?
一、權力使人腐敗。英國阿克頓爵士的“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這句話已經成為政治常識,而且已經在當代中國被越演越烈的腐敗所証明。中紀委、反貪局,反腐多年,破案無數,大案要案,層出不窮。你立案偵察,貪官就遠逃國外;你實行雙規,污吏就上下勾結。一兩個貪污犯倒下去,千萬個貪污犯站起來,越反越貪,惡性循環,前“腐”后繼,奮勇向“錢”。這是因為權力不受監督,無法制約所致,因為貪污是和權力共生的,你怎麼反?又怎麼能反徹底!目前的反腐隻是維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權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內。有些地區完全是腐敗分子在領導反腐,或者說是潛在的腐敗分子在反已經暴露了的腐敗分子。
二、權力使人愚蠢。美國學者喬納森·本道用數學理論証明獨立思考的重要性和決策者的局限性,當領導人日理萬機時,就要依靠制度化的辦法去克服他們認識的局限性,擴大民智,尋求良策,並鼓勵官員獨立思考。但在極權國家,這種制度化的辦法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這類國家裡,大多數權力者的本來就愛獨裁,一言九鼎,鐘愛“聖斷”;自以為天縱聰明,其實是反智低能。他們總以自己的“思想”為“指導思想”,總愛在不同時期提出各種不同的“主義”、“思想”、“理論”、“榮恥觀”、“代表觀”、“發展觀”,來統一全國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選擇,不可能科學決策,於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顯得愚蠢。使得權力者和智囊團,無法發揮正常的政治智慧,無法施展聰明才智來應對社會難題,都變成了可笑的蠢才。他們的水平隻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造座大橋過河。
三、權力使人折騰。也正因為權力使得唯我獨尊的權力者和唯唯諾諾的智囊團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國計民生時,不但會反復無常,還會倒行逆施。明明是風調雨順,偏說是自然災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右派都打錯了,還堅持說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明明近幾年來農民為了土地,城市居民為了拆遷,群體性事件不斷出現,每年都發生千萬起悲劇,可官方背景的《社會藍皮書》居然說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農村居民幸福感更強於城鎮居民。這是無恥的謊言!這種思想上的反復無常,認識上的反復折騰,帶來社會的極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馬為了臥草不被吃掉,而打敗了河蟹”。
四、權力使人殘忍。所有的權力者都會被權力聚焦效應放大,而因此獲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這樣的高峰體驗。按照馬斯洛的理論,這種高峰體驗不會持久,更無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隻有不斷地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擴大權力,才能滿足對權力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為了獲取毒品會喪盡天良,無所不用其極。權力者為了奪取和擴張權力也不惜使用最殘忍的暴力。奪權和吸毒的過程完全一樣,隻是權力的毒害大大超過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強制。權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來消除權力所產生的毒害,必須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衡。當權力者不接受權力之外的監督和制衡時,它就立刻會變得毫無理智,毫無人性,如果你還想共享權力或者更迭權力,它就會變得瘋狂,變得殘忍,甚至動槍、動炮、動坦克,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
如果你是一個作家,你為權力寫作,你就是為腐敗服務,為愚蠢服務,為折騰服務,為殘忍服務。如果你是被迫的,還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覺的,那你怎能逃脫幫凶之責、販毒之嫌?
我再說一遍,我說的權力是極權,是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是不由民主選舉的極權。
不為權力寫作,包括不為權力意志寫作,不為權力的意識形態寫作。
六個一、主旋律、獻禮作品、政績節目等等,都是權力意志、權力意識形態的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現。真正能夠打動讀者心靈的,真正能傳之久遠,為中華文化的積累作出貢獻的,絕不可能是權力意志的產品。老舍寫過《青年突擊隊》、《紅大院》、《女店員》、《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權力意志的作品,至今還有誰記得呢?后來他的《茶館》恰恰不是根據權力意志,而是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寫出來的;是拋棄了原來的政治任務,選擇了自己的創作計劃,所以才成為經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誕生50年,上海在隆重慶祝。當初創作小組上報了好幾個題材,其中排在第一個的是《大煉鋼鐵》、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孟波卻點了這最后一個。這一圈一點相當重要,是起死回生,於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煉鋼鐵》、《女民兵》光聽名字就知道是權力意志的的題材,而《梁祝》表現的卻是深刻的人性,恆久的愛情,才能感動了好幾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優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藝術旋律。她是今世的經典,也將是傳世的經典。如今還有孟波這樣的領導者嗎?真應該向他鞠躬致敬,他維護的不是手中的權力,而是心中的藝術,才有這可敬可愛的一圈一點!
性格即命運。作家的性格決定著作品的命運。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軟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惟命是從,你討好巴結,你怎麼能夠寫出有尊嚴,有個性、有生命、有藝術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見作家最重要的素質就是獨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總之一個稱職的作家,一個有尊嚴的作家,一個真正想為這片多災多難的熱土、為你深愛著的人民寫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須:獨立蒼茫,頂天立地。天馬行空,無傍無依。無拘無束,豪放不羈。不當奴才,不做工具。不接聖旨,絕不遵命。敢想敢說,敢於直筆。敢愛敢恨,敢於犯忌。敢哭敢笑,敢於放屁。隻信科學,隻服真理。心靈自由,不為權力!
2009年5月2日於北京
Sunday, May 17, 2009
趙紫陽回憶錄節錄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被秘密運出海外,並結集出版。六四發生二十年以後,終於讀到他的自述。
聽錄音片段(按網頁左手邊 "CLICK TO PLAY AUDIO"):http://www.nytimes.com/2009/05/15/world/asia/15zhao-transcript.html
(節錄)(轉貼自 NY Times) May 15, 2009
Excerpts From Zhao Ziyang’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xcerpts of the original audio clips from which the memoir is based are located at the left.)
Part 1, Chapter 4: 'The Crackdown' (Pp. 33-34)
On the night of June 3rd, while sitting in the courtyard with my family, I heard intense gunfire. A tragedy to shock the world had not been averted, and was happening after all.
I prepared the above written material three years after the June Fourth tragedy. Many years have now passed since this tragedy. Of the activists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except for the few who escaped abroad, most were arrested, sentenced, and repeatedly interrogated. The truth must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now. Certainly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should have been answered by now.
First, it was determined then that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a planned conspiracy” of anti-Party, anti-socialist elements with leadership. So now we must ask, who were these leaders? What was the plan? What was the conspiracy? What evidence exists to support this? It was also said that there were “black hands” within the Party. Then who were they?
Second, it was said that this event was aimed at overthrow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here is the evidence? I had said at the time that most people were only asking us to correct our flaws, not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our political system. After so many years, what evidence has been obtained through the interrogations? Have I been proven right, or have they? Many of the democracy activists in exile say that before June Fourth, they had still believed that the Party could improve itself. After June Fourth, however, they saw the Party as hopeless and only then did they take a stand to oppose the Party.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students raised many slogans and demands, but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was conspicuously missing, though inflation was a hot topic that could easily have resonated with and ignited all of society. If the students had intended on oppo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back then, why hadn’t they utilized this sensitive topic? If intent on mobilizing the masses, wouldn’t it have been easier to raise questions like this one? In hindsight, it’s obvious that the reason the students did not raise the issue of inflation was that they knew that this issue was related to the reform program, and if pointedly raised to mobilize the masses, it could have turned out to obstruct the reform process.
Third, can it be proven that the June Fourth movement was “counterrevolutionary turmoil,” as it was designated? The students were orderly. Many reports indicate that on the occasions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me under attack, in many incidents it was the students who had come to its defense. Large numbers of city residents blocked the PLA from entering the city. Why? Were they intent on overthrowing the republic?
Of course, whenever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involved,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 tiny minority within the crowd who might want to attack the PLA. It was a chaotic situation.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hat some hooligans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make trouble, but how can these actions be attributed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zens and students? By now,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should be clear.
Part 4, Chapter 2: 'Zhao Walks the Line' (Pp. 189-190)
Another issue was how to deal with people implicated in all of this. The Anti-Liberalization Campaign was not just a theoretical issue. My biggest headaches came from the issues of whether to punish people, how to reduce the harm done to people, and how to contain the circle of people being harm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some Party elders were also very enthusiastic and wanted to punish a lot of people. Deng Xiaoping had always believed that those who proceeded with liberalization within the Party should be severely punished. Wang Zhen and other elders believed this as well. People like Deng Liqun and Hu Qiaomu were even more eager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estroy certain people and take pleasure in the aftermath.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as difficult to protect certain people, or limit the number being hurt or even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harm that was done. Hence when it was drafted, the Number Four Document set strict limits on the punishment of those designated by the campaign as having made mistakes. The document defined this as: “Punishments that will be publicized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must first be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are to be meted out to those few Party members who openly promote bourgeois liberalism, refuse to mend their ways despite repeated admonitions, and have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document also stated, “For those who hold some mistaken views, criticisms by fellow Party members may be carried out in Party group administrative meetings. They should be allowed to hold to their own views and the method of carrying out the criticism must be calm.”
At the meeting of nation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leaders and on other occasions, I also spoke on how to win o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domains. I suggested we cooperate even with people with biased or false ideas. I pointed out, “Among Party members working in the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there are those who clearly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but are a bit conservative and rigid; some are enthusiastic about reform yet have made statements that are inappropriate. We cannot just label the former as dogmatic or the latter as pursuers of liberalization. We should educa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m all.”
When proceeding with the Anti-Liberalization Campaign, I had intentionally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classify those who had taken faulty liberal actions as well as those who were too conservative and rigid into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too biased. The purpose was to avoid or reduce the harm being done to people.
Part 4, Chapter 4: 'Preparing for the Main Event' (Pp. 205-206)
Nevertheless, we had practiced socialism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those intent on observing orthodox socialist principles, how were we to explain this?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was that socialism had been implemented too early and that we needed to retrench and reinitiate democracy. Another was that China had implemented socialism without having first experienced capitalism, and so a dose of capitalism needed to be reintroduced.
Neither argument was entirely unreasonable, but they had the potential of sparking major theoretical debates, which could have led to confusion. And arguments of this kind could never have won political approval.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they could even have caused reform to be killed in its infancy.
While planning for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in the spring of 1987, I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solve this issue. I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expression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was the best approach, and not only because it accepted and cast our decades-long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ism in a positive ligh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we were purportedly defined as being in an “initial stage,” we were totally freed from the restrictions of orthodox socialist principles. Therefore, we could step back from our previous position and implement reform policies more appropriate to China.
Part 3, Chapter 4: 'Finding a New Approach' (Pp. 112-113)
The reason I had such a deep interest in economic reform and devoted myself to finding ways to undertake this reform was that I was determined to eradicate the malady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t its roots.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had such a strong urge for reform.
Of course, my earliest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ceed with reform was shallow and vague. Many of the approaches that I proposed could only ease the symptoms; they could not tackl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e most profound realization I had about eradicating deficiencies in China’s economy was that the system ha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market economy, and that the problem of property rights had to be resolved. That was arrived at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 only after a long series of back-and-forths.
But what wa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the beginning, it wasn’t clear to me. My general sense was only that efficiency had to be improved. After I came to Beijing, my guiding principle on economic policy was not the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production figures, nor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rather finding a w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ceive concrete returns on their labor. That was my starting point. Growth rates of 2 to 3 percen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fantastic for advanced capitalist nations, but while our economy grew at a rate of 10 percent, our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d not improved.
As for how to define this new path, I did not have any preconceived model or a systematic idea in mind. I started with only the desire to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This conviction was very important. The starting point was higher efficiency, and people seeing practical gains. Having this as a goal, a suitable way was eventually found, after much searching. Gradually, we created the right path.
Part 3, Chapter 7: 'One Step at a Time' (P. 126)
In summary, there were two aspects: one was the market economic sector outside of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other was the planned economic sector. While expanding the market sector, we reduced the planned sector. While both planned and market sector existed, it was inevitable that as one grew the other shrank. As the planned sector was reduced and weakened, the market sector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At the time,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market sector were agriculture, rural products, light industries, textiles, and consumer products. Products involved with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re mostly still controll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f the enterprises that controlle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re not weakened or reduced, if a portion was not taken out to feed the market sector, growth could not continue for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 sector. If no par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as allowed to be directly sold on the free market; for example, if small enterprises producing coal or concrete were all under central control; then the new emerging market sector would have run into great difficulties for lack of raw materials and supplies. Therefor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ough there was no fundamental change to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cremental chang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ies had an undeniably positive effect.
Part 6, Chapter 5: 'The Way Forward' (P. 270)
Of course, it is possible that in the future a more advanced political system th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ill emerge. But that is a matter for the future. At present, there is no other.
Based on this, we can say that if a country wishes to modernize, not only should it implement a market economy, it must also adopt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s its political system. Otherwise, this nation will not be able to have a market economy that is healthy and modern, nor can it become a modern society with a rule of law. Instead it will run into the situations that have occurred in so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commercialization of power, rampant corruption, a society polarized between rich and poor.
Part 3, Chapter 3: 'Opening Painfully to the World' (P. 107)
In hindsight, it was not easy for China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Whenever there were issues involving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ers, people were fearful, and there were many accusations made against reformers: people were afraid of being exploited, having our sovereignty undermined, or suffering an insult to our nation.
I pointed out that when foreigners invest money in China, they fear that China’s policies might change. But what do we have to fear?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2009
中央審查趙紫陽文件首曝光
【明報專訊】根據中共已故前總書記趙紫陽生前錄音整理的回憶錄、即將出版的中文版《改革歷程》,首度披露中共內部就30條問題審查趙紫陽的文件——《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因無法自圓其說,該文件從來未對外公開。
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八九民運期間,中共高層內部就對《人民日報》「4.26社論」存在重大分歧,趙紫陽等人一直堅持要修訂該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而鄧小平為首的一派則堅持不肯退讓,直到北京實行戒嚴,趙已被實質奪權後,仍然盡最後的努力,希望力挽狂瀾。
六四事件後,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李鵬在會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指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全會據此撤銷他的所有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趙促改變「4.26社論」定性
李鵬的報告及對趙紫陽審查的結果一直未對外公布,在錄音回憶錄中,趙紫陽質問:審查3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麽公布審查的事實?實際上就是害怕。他又指出,1990年6月21日,處理其專案的審查組長、中共元老王任重把審查他的30條問題文件交給他。趙紫陽說,「這30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30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這份首度公開的文件,對1989年5月以後中共高層的內部鬥爭有詳盡描述。其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下午,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决定調軍隊進北京實施戒嚴後,趙紫陽立即簽發辭職信,被時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勸阻後,趙於次日(18日)收回辭職信,但他仍然寫信給鄧小平,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5月19日晚,趙紫陽缺席宣布戒嚴的大會,他雖已「請假」,但仍未放棄扭轉局勢的努力。5月21日,他批准全國人大常委黨組的建議,致電正在外訪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要他提前回國。當日上午,趙紫陽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說,學潮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當日趙紫陽又想「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根據其他史料記載,就在當天,中共元老已經開會,決定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取代趙紫陽。
與鄧小平等保守派交鋒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後,大批學生上街遊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學運為「動亂」,即著名的「4.26社論」。趙紫陽4月30日從朝鮮訪問回國後,就一直圍繞修改「4.26社論」的定性,與鄧小平等保守派展開激烈交鋒。
這份文件又披露,趙紫陽不滿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發行並整頓其編輯部的處理,指摘他「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並當面對江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
欲借學潮推動政治改革
從文件中可見,趙紫陽曾想借處理學潮為契機,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如5月6日上午,他曾召集主管文宣的胡啟立、芮杏文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又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就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
不敢公開的審查報告
——摘自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
【明報專訊】趙紫陽回應:
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麽材料也沒有發。審查3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麽不把審查的事實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
經過3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麽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a把審查我的30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這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30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30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1)4月15日晚,胡啓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陽同志彙報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出現的情况,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迴避對事情的性質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脅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領。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摘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面找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月3日,趙紫陽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d、李錫銘e等同志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氾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f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彙報情况,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問起學潮的情况,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g同志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彙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楊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楊尚昆同志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本報編註﹕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况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况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衆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志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減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志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贊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啓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制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5月9日,胡啓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啓立、芮杏文同志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1000多人簽名並上街遊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况作大量報道,促使聲援遊行的人愈來愈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志先後兩次找杜潤生h同志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志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制止動亂小組的彙報,本應討論如何採取堅決措施制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着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况,提出關於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6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志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志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汲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i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志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覆强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必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面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志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志堅決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志不顧常委會決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志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志特別强調,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志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5月4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志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同志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採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志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j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啓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志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註: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志强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1、陳一諮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諮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
註﹕
(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2)陳一諮(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諮在5月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着重點為本報編輯所加
Wednesday, May 13, 2009
My weekly psychological therapy
Sunday, April 12, 2009
2 years after trauma
I'm moving on. And so, I'm moving. I have to leave it all behind. The disaster with LoloII, per se. Jeez, has it been over 2 years already? How did I survive from it?
I can park during the day on only saturdays and sundays in the Historic Core of Downtown. I'm hoping I can move only about 10 large boxes. I will get rid of the couch, 2 futon beds, fridge, microwave, oven, fax machine, printer and bathroom shelves. I will only have my clothes, shoes and books. Most of the books are actually publications with my writing on. I no longer keep other books except tool books like dictionaries, handbooks for writing, etc. I bought the couch and the shelves when I felt I should at least have a place to sit down and watch TV at home 2.5 years ago when I first met him. Before then, I just sat on my desk chair. I did not watch any TV. I never rested. I was with that asshole before him. An even bigger nightmare. I had no life.
So anyway, now the couch has to go. I feel very strange when I think of this couch. I bought it while I was seeing him. He came over one night and we sat on it. I thought I had already forgotten all those but suddenly the memory came back. I don't know how this happens. I am very happy with my current. I won't leave my current for anybody. Yet, these few weeks, I think of LoloII a lot. I think my job situation, Nancy's illness and this move really stress me out.
Speaking of job, I started writing on health for this side job. I went to this health fair in Monrovia one day after going for a meeting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and saw these models of human fat. Pretty cool. I want to buy one for the client's own outreach efforts. But then, I don't care what I do these days. I just want to keep a job with more writing and less bullshit. That's all.
Every day, I am working on not wasting my time on any meaningless guys or jobs again. I hope I will succeed. I think I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myself after all these years of repaying other people for nothing. My bad karma.
Thursday, April 2, 2009
奧巴馬又說錯話了
奧巴馬又說錯話了,每一次他說錯話,我都覺得很有趣,不是看到他本人的真面目,而是其他人的真面目。
你們有無看過電視節目《Apprentice》?我有點討厭 Donald Trump,純粹因為很無聊地,覺得他的髮型令我非常不安,但第六季有一集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明白《Apprentice》的遊戲,你就知道,負的一方有時可從勝的一方招人,而自願由勝利加入失敗隊伍的人,通常有兩個結局:如果負方反敗為勝,大家都愛死他,如果負方繼續輸的話,他就是第一個被轟的人。Trump 說,那就是他愛看見人失敗的原因,因為當人失敗時,你看看他埋怨誰,你就能把那人的真面目看清楚。
而當奧巴馬今次在 Jay Leno 的節目上,嘲笑自己打保齡球有如在特殊奧運會時,天呀!比上次他說豬塗脣膏更易上釣,豬肉在前,不吃白不吃,五台山上,各位突然為智障人士抱不平的英雄好漢,忙不叠群起而攻之,觀其義憤填膺之狀,不可謂不動容,啊!平日可不見這些熱心人士談起特殊奧運會的一言半語,可在奧巴馬說錯一句話時,位位馬上站起來吐口水大做文章,最可笑是匆忙之際,他們連「傷健」和「智障」、「特殊奧運會」和「殘疾人奧運會」都未分清楚,總之公敵在前,先亂講一通再說,你能不慨嘆人的本性嗎?
真正關心女性和智障人士的人,是不需要抓奧巴馬墊底的。對人最真切的關懷,無論性別,無論什麼發展障礙,是不因時機而有所改變的。
當人失敗時,你看看他的反應,你就能把那人的真面目看清楚。
Tuesday, March 17, 2009
金融海嘯,主流財經節目有無責任?(
今晚討論題目(Jon Stewart 狠批美國頭號財經節目CNBC主持Jim Cramer):按此看片:http://www.fancast.com/tv/The-Daily-Show-With-Jon-Stewart/89142/1060171878/The-Daily-Show-with-Jon-Stewart-31209/videos?autoPlay=false&cmpid=ppcgegs2833994664jon%20stewart&9gtype=search&9gkw=jon%20stewart&9gad=2833994664&9gag=1148478714&s_kwcid=jon%20stewart2833994664













